政治观后感汇编十三篇。

为了满足您的需求栏目小编为您提供了一篇“政治观后感”的文章。好的影视作品不缺，但能让人深有体会的却异常宝贵，在观看完一部电影过后，我们或多或少会产生自己的感悟。观后感是我们的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是我们对事物的全面认知，写观后感时要注重“观”与“感”的结合。你知道怎么才能写好一篇观后感吗？以下判断仅供参考具体情况请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政治观后感(篇1)

关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

1.科学发展观的含义

科学发展观是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

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包括：

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第二，全面发展观。

第三，协调发展观。

第四，可持续发展观。

2.科学发展观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3.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胡锦涛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4.科学发展观的体系特征

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出发，其体系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它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

其二，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

其三，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

5.科学发展观的应用

狠抓落实，努力实现五大转变：转变发展观念、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和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

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

二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以科技进步为支撑。

三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首先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的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发展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其次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再次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最后要推进社会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条件。

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五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

6.有效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七大主题

始终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

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

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

集中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

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

二、经济结构调整

1.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是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分工协作程度弱化。

三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度愈来愈大，城乡收差距过大，城市化水平低。

四是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盲目扩张突出。

五是产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产业整体竞争力偏低。

2.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内容

(1)调整三大产业的结构关系：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时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示范带头作用。

(3)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市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4)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解决和发展生产力。3.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措施

以市场为主导，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方法和必然选择。)

三、节能减排

1.节能减排的意义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中国能源现状及利用特点

(1)中国能源现状

第一，人均能源资源相对不足，资源质量较差。

第二，能源生产消费以煤为主。

(2)中国能源利用的特点

第一，能源工业技术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较低。

第二，交通运力不足，制约了能源工业发展。

第三，能源供需形势从长期看依然十分紧张。

第四，能耗水平高，能源利用率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品质低下，管理落后等是造成能耗水平较高的重要原因。)

第五，农村能源问题日趋突出，影响越来越大。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生活用能短缺;二是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化学化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能耗量增长;三是乡镇工业能耗直线上升，能源利用率严重低下。第六，能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第七，能源开发逐步西移。

3.节能减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认识尚未到位;二是淘汰落后产能总体进展缓慢;三是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滞后;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五是激励政策不完善;六是机制不健全;七是监管不到位;八是基础工作薄弱;九是地方保护主义。

4.节能减排应采取的措施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2)以绿色科技为动力，提高节能减排效益。

(3)变革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4)建立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

(5)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6)积极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有关知识

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这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最紧迫的问题。而结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它需要一个中长期的政策和措施来逐步加以解决。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谁利用谁补偿，谁受益或者谁损害谁付费;二是有利用于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共同发展的原则;满足需要与现实可行相结合的原则。

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实现地区共同发展。

政治观后感(篇2)

政治哲学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施特劳斯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最彻底批判的政治哲学，突然被美国主流**说成已经成为华盛顿的官方政治哲学，特别是成了美国共和党高层的政治理念。美国主要**曾认为这位是原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家是“当今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随着施特劳斯作为著名政治哲学家地位的确立，并由于本书问世后产生的影响，本书已被奉为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和权威教本。

这本政治哲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自古希腊至现代主要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广泛深入地**了人的本性或本质，国家的起源和基础，社会经济制度的原理，道德或价值取向的根据，公平或正义的实质，以及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生活方式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古希腊有多种形式的政治哲学，其中包括：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近代早期政治哲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希腊化罗马时期的政治哲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等多种形式的政治哲学。

各种政治哲学都有各自的政治内容和特点它们都是研究政治关系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又是政治理论的方法、原则等。它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价值和政治本质，二者对人们的生活和其他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就拿其中的一个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来说：

它们都全面的展示了各个方面：

理性在道德中的作用,对契约论的批评，**与正义, 对自然法的批判, 理性和传统, 理性在道德中的作用, 契约、权利和义务等等。

政治观后感(篇3)

打铁还需自身硬。纪检干部担负着监督执纪问责的神圣职责，自身建设更要过硬，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素养，忠实践行为民宗旨，时刻严守党规党纪，做到政治品格过硬、履职担当过硬、作风纪律过硬、清正廉洁过硬，锻造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执纪铁军。

纪检干部身处反腐斗争前沿，自觉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就要切实对照“六项纪律”要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组织面前的“老实人”，做干净做事的“清白人”，做忠诚履职的“担当人”，做磊落生活的“高尚人”，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把监督执纪问责的标尺立起来，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形象树起来。

思想上要坚定不惑。既要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国法这样的硬性约束，也包括党的优良传统、工作惯例等软性的未成文的内容。纪律是红线，规矩是底线。在营造政治新生态的今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首先明了纪律的红线、掌握规矩的底线，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如此，才不至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诱惑面前失方寸、乱阵脚、犯错误。

行动上要坚持不懈。纪律关乎作风，规矩影响形象。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守纪律、讲规矩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能讲一讲就紧一紧，放一放就松一松。“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懂规矩才有定力，守规矩才不乱方寸。要坚持不懈地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时刻审视检查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对背离党性言行有鲜明态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不越轨、不越底线。

意志上要坚定不移。守纪律、讲规矩，说易行难。对于每一名党员干部而言，自觉做到遵奉党内规矩为人生戒律，把规矩真正写在心里，需要极大地意志力来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要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不仅要继续在治标上久久为功，更须从问题根源入手，在治本上不断加码。而守纪律讲规矩，正是治本之策。要进一步强化刚性执纪，加大对违反党的规矩和纪律行为的惩戒力度，将规矩的紧箍扎得更紧，使纪律“高压线”真正通上“高压电”，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守纪律讲规矩要率先垂范。要真正做到让大家都守纪律讲规矩，必须是让自己先做到守纪律讲规矩后要求别人一样,带头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广大群众，才能以上率下、从者如流，才能令出如山、令行禁止。

政治观后感(篇4)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一部分析东晋时期门阀的书籍。此书不仅对于研究东晋的门阀政治有极大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和解读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本书的阐述深入浅出，透彻细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珍贵的印象。

首先，本书从东晋控制社会的手段入手，揭示了当时官僚集团的政治手段和门阀集团的利益需求，深刻地揭示了东晋时期政治机制的复杂性，并呈现出当时政治生态的图像。通过对荀朗和张华任职地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僚集团与门阀集团的博弈中，官僚集团依靠于法令的制定执行来掌握队伍的主动权，而门阀集团则依靠于家族关系的纽带把持了地方权利中心，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呈现出了长期政治斗争的局面。

其次，本书对于描写不同地域门阀的组成和权力起伏的详细展示，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时期历史事件的理解。例如，章节中对于当时义阳、江夏、广陵三个门阀的设立原则和组成成员，以及陶渊明在这个政治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等，都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门阀政治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

最后，本书对于门阀政治的评价和思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时期的政治状况与规律。作者在对于门阀政治的探讨中，通过分析当时门阀集团的组成和功能、政治地位和对于政治生态的影响等，使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官僚阶层并非是一个内部一致的集合，而是由一个官僚群体和外部的门阀集团构成的复合体。同时门阀政治因为依附个人利益，特别是财富与权力两大基础之后，其活动的效率和公正性就大打折扣，这也是其走到尽头的原因。

在总体上，本书的确为业内研究者提供了具有纪实价值的门阀政治图景，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也需警惕门阀的织网和掌控。回顾历史，唯有尊重事实、分析特点、发现规律，才能避免危机和误区。

政治观后感(篇5)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我有很多顾虑。我总是希望在别人的评论中看到我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

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

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绅不是一个家族，他们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任何一个家族都不可能轻易取代皇权，因此，共享世界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

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从北方来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南下。这些难民不是西汉时期的难民，而是由难民司令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

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但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时期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控制士绅的权力，士绅保留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

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流亡帅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东晋至南朝的历史大门。

如果一个问题的研究长期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研究思想的根深蒂固，这将制约后世思想的发展。

至于门阀政治，以前的研究者大多是从士绅与平民的对立角度来**，更不用说难民问题，甚至皇权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束缚，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撇开难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非常令人兴奋。

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

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

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一个比较谨慎的研究者可能不会做出判断，只是怀疑而已。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

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

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的关键时刻，他突然失败了，用敏捷思维解决了问题。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谁提出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研究它，我可能不会注意它。之所以在这里提出，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解决问题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

自古以来，智慧就没有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之光，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用一个叙事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上是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

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原则上不能排除前两位国王与马南交手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

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司马睿和王导是唯一过河的人，也仍然存在疑虑。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

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在书的结尾，他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

”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

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简单地研究政治史，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不能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发生变化时，必然涉及政治史范围之外的更大的历史变化。

这就好比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但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

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

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

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

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

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

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

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

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

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

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

”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

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治乱分野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工程系 *** 雷祥

闲暇之余，本着对于中国历史的崇敬的感情，怀着忐忑的心情读完了田余庆先生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我并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水平有限，读书之后，难以从书中提炼出什么深刻隐晦的历史线索，更难以得出什么新颖的历史观点，但我仍然认为，阅读这本历史学专著使我对东晋这一历史时期有了全新的了解，对于我的历史观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现将我对这本书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发表如下。

政治观后感(篇6)

要建设一支以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为主体，全日制与兼职相结合，以精干专职教师为骨干的教师队伍。社会科学学院应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学校党政领导、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要积极承担一定的形势和政策性教学任务。

可以聘请当地党政领导、知名学者、知名企业家和各界先进人士担任特别报告员。要加强教师培训，方便教师学习、完善和查阅文献资料，有计划地安排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到国内外进行考察，使教师不断开阔视野，丰富教材。要充分考虑形势与政策课难度大、变化快、耗时长的特点，合理计算专职和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

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党委宣传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统一领导下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由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团委直接参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指导委员会负责对学生的形势和政策教育进行全面指导。党委宣传部、社会科学院、教务处、学生处、团委根据各自职责，认真制定教育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活动。

各学院党总支要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学院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要加强检查工作，形成定期或不定期的教学检查监督工作机制。

建立和完善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保障机制。要把形势和政策教育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一切必要的经费得到落实。有关部门要为形势政策教育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设备，充分利用校园网主题教育**或网页，畅通校园有线广播电视，及时宣传报道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新闻事件，加强积极引导。

鼓励和组织教师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

政治观后感(篇7)

是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是一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全文共分为十章：导论、无政府与权力竞争、财富与权力、地面部队的首要地位、大国在生存战略行动中的地位、海上均衡器、均势与推卸责任、大国战争的原因，以及21世纪的大国政治。

全文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行文流水,可读性强。

这本书的鲜明特点就是逻辑清晰。环环相扣。作者精心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对其中任何一个小论点的攻击看来都难以撼动整个大厦的根基。而且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该书的论点很合理。将人性的自私发挥到极致，是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高峰。只有当我们达到自由主义的顶峰时，我们才能忽略它

这本书自2001年10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新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冷战后理论界一片“历史终结论”、“大战过时论”和“民主和平论”的声音中，作者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国家的悲剧，作为本书的结论，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2001年出版后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受到各国外交界的高度重视。虽然人们很难断定米尔斯海默理论对华盛顿的保守势力有多大影响，但由于该书出版恰逢“9·11”事件之后不久，其保守主义历史观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正好与当前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完整的战略思考和理论基础。《大国政治的悲剧》以长时段的历史考证，认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

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利的最大化和地区霸权，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但由于海洋的阻遏作用，使全球霸权不可能获得。因此，约翰·米尔斯海默主张，美国应效仿英国的作用，即不要指望成为全球霸权，而要在最后时刻发挥仲裁者的作用，以防止在欧亚大陆的潜在霸权。

米尔斯海默特别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美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他预计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他主张及时限制中国的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止中国。

如果说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是为大国的兴衰寻找历史规律，得出了美国必然衰落的悲观结论，那么《大国政治的悲剧》则在探讨大国关系悲剧性的历史根源基础上开出了以“离岸平衡手”角色永葆美国强权的乐观药方。为美国度身定做的“离岸平衡手”战略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局”战略有异曲同工之趣，分别代表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版本的霸权均势战略。

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教授提出了重要而难以回答的问题，并给出了发人深思的回答。在书中，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分析，如何和为什么大国这样做。此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

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并以缜密的逻辑阐述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书可与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关于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相媲美，在许多方面甚至还有所超越。任何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学者都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观点。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确实是一个悲剧，因为他所采用的论证逻辑结构是非常脆弱的，不仅没有说服别人，而且他自己在言谈话语之间也是不确定的，所采用的推理逻辑都是建立在“可能”基础之上的。他的逻辑推理问题在于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市场经济具有扩张性。要不断促进生产的发展，必须从全世界汲取资源，特别是在战略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利益遍及世界时，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争夺国家生存所需的战略资源时，可能会发生冲突。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是意个地球村，而是资源枯竭的时代已经到来，每个国家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所需得自源。如果说21世纪将爆发所谓的霸权战争，那就不是政治战争，二十经济战争和资源战争。所以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不是故意转移视线，就是其逻辑结构存在缺陷。

米阿舍默强调，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变化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基本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例如，在1945-1990年间，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深受美苏竞争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主要由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有大国资格，它比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这一大国的定义与马丁.怀特的大国定义有相似之处，怀特认为“大国是能够自信地对另一个大国开战的国家”，但怀特同时强调“大国是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即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用军事实力这个变量来衡量“大国”，在怀特时代还有情可原，因为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军事力量作用很大，但在60年后的21世纪，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使软权力的作用变的更加重要。

经济的相互依存，国际舆论道德的增强，国际机制的作用，使得军事力量的作用相对减弱，战争代价沉重。由此可见，米尔斯海默对大国的定义是一种有偏见的倒退或倒退。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其理论是对以往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裁剪式运用，其论证的逻辑结构是非常脆弱的，是带着悲观主义的有色眼镜去审视国际政治的必然结果。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为美国现有霸权的合法性寻找逻辑基础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措施，这大大降低了美国霸权理论的说服力。与其说是国际政治的悲剧研究，不如说是米尔斯海默的个人悲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美国学者的悲剧。

《大国政治的悲剧》把现实主义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严谨而精致的层次。米尔斯海默教授以其清晰易懂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密切相关，并区分了大国之间不同的权力竞争模式。他的观点发人深省，令人信服，并得到许多历史证据的支持。

有些读者可能不同意他的结论，但很少有人能轻易忽略这一点。这本书不仅是学者和学生必读的书。任何想知道国际关系如何运作的人都会感兴趣。

政治观后感(篇8)

林清清企业管理

***《政治家与企业》 读后感

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称，市场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着市场上无数个寻求“自利”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并因此推动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在竞争性市场中“无形的手”最能发挥其作用。史密斯反对**过度干预经济。他认为，**只能提供国防和司法、教育以及一些必要的公共物品。至于经济，让市场本身运行，因为市场有神奇的力量，可以促进资源得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合理运行。

但是如果自由经济被破坏而导致垄断的出现，那么这只“无形的手”便不那么明显甚至于失去效用。因而“无形的手”只是对自由经济中经济规律的一种抽象解释。而在现今世界经济中，单纯靠“无形的手”来指导市场经济的已经很少了，大都采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而国家的政策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形的手”的缺陷。

这似乎就是**控制企业的一种合理的解释。然而**控制都是有效率的吗？都对社会福利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吗？

显然不是，对**的控制通常会导致资源的无效分配。为了寻求员工投票的支持，企业会被创造出来雇佣多余的劳动力；公共企业不一定会纠正市场失灵，甚至可能是市场失灵的因素之一。

本文首先指出，公共企业效率低下是因为它们通常为政治家的利益服务，追求政治目标。本文描述了政治家和管理者之间的博弈。在我看来，这也可以理解为**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本文从双方对就业和现金流的控制（谁控制企业的现金，谁控制企业的就业）出发，阐述了政治家对企业的补贴和管理者对政治家的贿赂。

为什么会产生行贿的行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政治家或者说是**和企业在就资源的配置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财政给企业补贴，经理人给政治家贿赂就会自动出现。例如，在**竞争中，为了获得选民得选票，政客们会让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来赢得支持。在这个时候，他们必须给企业补贴，使他们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行动。例如，为了减少过度就业，企业可能会贿赂政客以获取经济利益。

在完全腐败的情况下，管理者和政治家之间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配不影响企业的效率及其获得的转移支付，商业化和私有化都不起作用。因为当存在贿赂时，对过度就业l和补贴t的决策是由经理人和政治家的联合愿望决定的，即最大化并有效使用他们可控制的资源，所以不管是谁拥有对l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政治家和经理人都会把无效率决策的全部成本内部化，然后像完全的所有者那样行事；在政治家控制l时，l越高，他得到的贿赂就越低；在经理人控制l时，l越低，他所得到的贿赂或是补贴就越少，因此，l会保持一个联合有效的水平，也就是说，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并不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影响贿赂。在政治家的控制下，现金流越大，贿赂越高；在管理者的控制下，没有显著影响。

在有限腐败的情况下，如果是在政治家的控制下，没有贿赂的均衡可能高于或低于有贿赂的均衡。当没有贿赂的均衡有更高的l时，管理者会在有贿赂的均衡中贿赂政客。当我很低的时候，政客们会在贿赂的平衡中贿赂经理。

同样，在有限腐败的情况下，如果是在管理者的控制下，当l低的时候，政客会在贿赂的均衡中贿赂管理者，当l高的时候，他们会贿赂政客。

本文分析了四种影响的结果，即：（1）控制权变动；（2）腐败；（3）政治竞争；（4）宏观经济政策。

对现金流控制权来说，在有限腐败情况下，政治家控制l下，经理人的现金流控制权越高，将导致l的增加和t的减少，相反的，经理人控制l下，若保持经理人对现金流的控制不变，将会导致l更低，t更高。因此，一旦管理者获得控制权，他们将进行部分重组，也就是说，公司化是将控制权从政治家转移到管理者身上，这可以在刺激重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腐败的影响很容易界定：政治家对管理者的贿赂导致了l的增加和t的减少；管理者对政治家的贿赂导致了t的增加和l的减少。经理人向政治家行贿能够促进重组并提高对企业的补贴。

因为**贿赂企业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我们可以认为腐败减少了l，提高了t，促进了重组。我们可以认为减少l和提高t对社会是有效率的，所以腐败可以提高效率。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几乎与我们以前对腐败的看法相反。但我们应该看到，不是腐败本身对社会有效率，而是腐败使私营企业摆脱了政治强加给它们的低效率，从而消除了政治控制的有害程度。

所以归根到底是**的控制创制了社会的无效率，这与先前谈到的亚当斯密“无形的手”是一致的。**的管制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

政治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会导致l的增加，有贿赂时t不变，没有贿赂时t也会增加。无论是否存在贿赂，政治竞争的加剧都会严格降低效率，因为竞争增加了政治激励资源配置的需求。当然，我们不能对政治竞争产生无效率一概而论。

强有力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减少补贴，而且会提高效率。当货币政策放松时，均衡l不变，而贿赂增加。

对以上的分析，文章总结了五个结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配置并不影响完全腐败下的资源配置；没有商业化的私有化即维持对企业的严格控制，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不存在贿赂时，商业化促进重组；腐败能使经理人利用贿赂减少对企业的政治控制，刺激重组；稳定化即强硬货币政策对改善配置由显著的效果。

在有限补贴的模型下，作者引入了一个“体面约束”以限制对大量盈利企业提供正的补贴。如果满足经理人控制，体面约束（即企业无法得到补贴），不存在贿赂的情况，那么经理人选择零过度就业。在允许贿赂的情况下，经理人会选择更低的l，企业不收取补贴。

即在体面的约束下，拥有高度管理者所有权的，盈利丰富的商业化企业会停止收受补贴，并降低l。这样，体面的约束形成了一种机制，私有化可以促进盈利企业的重组。

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对亏损企业还是盈利企业，政治家总是倾向于控制自己。控制导致贿赂。即使没有贿赂，政客们也可以在他们有控制权的时候得到更高的l和更低的t。当外部人拥有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时，企业就有了重组的权力。为了确保企业继续追求政治目标，政治家必须加以控制。

不同的是，在经理人拥有l的控制权时，政治家希望经理人拥有较低的所有权份额。在政治家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时，他们偏好高的私人所有和较低的财政所有，因为现金流的私人所有权可以创造更多的贿赂。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即在经理人控制企业时，政治家会运用补贴和贿赂说服他们追求政治目标；在政治家控制企业时，经理人运用贿赂说服他们不要强迫企业追求政治目标；因而，在腐败的成本低廉，财政补贴对所有的企业成本相同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配置并不能影响资源的配置。

腐败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不仅危害和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而且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本文的观点确实提到，腐败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刺激企业重组，似乎不应该防止贿赂。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促进效率提高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监管对经济的危害。腐败只会减少**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真正的原因在于**与企业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我国又是****，不存在为了政治竞争而产生的对企业的贿赂。在这种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结合下，**与企业应当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我国今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确实，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甚至改革的过程中，政企结合的企业还是数不胜数，在**控制下的这些企业，一方面，出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虑，**依然以各种理由、各种身份对企业实施行政干预，结果政企不分现象仍十分普遍；另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受信息、利益、人力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所有者职责，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处于失控状态，“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可以说政企不分对企业来说，企业隶属于**，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对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拥有决定权，无法使企业真正出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无法真正发挥经理人的作用，无法使企业真正的盈利，增长其竞争力；同时，对社会来说，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混乱，浪费。

**与市场的关系、**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完善，经济能否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等。因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透明高效的政企关系，是我国必须重视和尽快解决的重大课题。

**与企业关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实行政企分开。**和企业都有自我的利益要追求，因而他们之间正如这篇文章所说，在不断地进行博弈，在**和企业的博弈中，最好的结果就是**达到自己的管理目的，而企业也取得了自己的发展目标，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即双方的利益都最大化。因此，**部门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企业的管理者，即不应该过多地控制企业，也不能把企业单纯看作被管制的对象，而应当首先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本文中也提到，在有限腐败和体面约束下，公司化提高重组的可能性，对现金流的私有化讲进一步鼓励重组。虽然本文的研究是基于西方国家市场主导型的政企关系的背景，它对于我国政企关系的改进也有适用之处。在中国加入wto以来，政企关系也在慢慢向西方国家靠拢。

很显然我国并不是一个完全腐败环境下的国家，也不存在对企业的过多补贴，因而可以认为，**应该尊重企业的产权及自主经营的权利。企业不是**的附属物，但也不能脱离**的宏观管理。现实中的政企关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比如**对民营企业虽然大体上接近市场主导型的政企关系，但**职能部门受过去传统习惯的影响，总是试图对企业进行超越自身权限的管辖。

而企业为了得到方便，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也对****进行公关和贿赂。但从总体上讲，**主导型仍是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政企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多数****的潜意识中，**和企业仍然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为企业服务的观念和制度远未形成。

**应该通过加强法制推进，引导政企分开，同时改革产权制度，对企业实行产权法人化。更重要的是**应当转变其职能，管理理念。**与企业的社会职责的分开。

**的社会职责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企业的社会职责是依照国家法律和市场规则，以最少的投入向社会提供最多最好的产出。

政治观后感(篇9)

余青本书以“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为主线，讲述了当权者利用派系之间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加强自身的权力，同时由于这两条派系的斗争带动着其他派系分别加入帝后的权力争夺之中，使得晚清派系斗争形势更加激烈，最后以光绪帝的失败慈禧太后的集权而告终。根据翁同龢等当时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日记为依据，通过类似于讲故事的形式向我们描述了从1885——1898年之间的帝后党争的政治史。

这本书主要讲述慈禧太后三次谢幕并最终集权的历史。慈禧太后的权力随着逐次利用派系对立格局，而开创自身操弄空间，权力越来越大，然而，当慈禧太后个人权势到达最高峰时，晚清派系结构却出现沉沦，最终也断送了清朝。看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当时的那个朝代，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北派与南派的斗争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相对的北派与南派也是因为自身的利益而拥护慈禧太后或是光绪帝，这种互相的驱动力就是各自的利益需求，在这种互相利用的背景下，慈禧太后成为最后的赢家，集权于一身，相对的支持她的袁世凯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利益，而相反的光绪皇帝则被囚禁在瀛台，支持他的维新派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但是在这个派系斗争的最后慈禧太后虽然得到了最高的权力，但是清王朝也走到了尽头，所以其中派系的斗争对当时的清王朝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

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一些汉族地主势力崛起，并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地位逐渐提高，而这一现象引起了满族官僚的强烈不满因而引发了派系的分合现象，从而形成了晚清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派系争斗，这也是体现着各派系之间权力的争夺。随着晚清**的腐败，慈禧太后想要巩固自身的权力，实行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断送了知识分子走上仕途的道路，使得士大夫阶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了各派系间争斗的牺牲品，而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了找出其他的出路则更多的流向了体制外，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使得自己的思想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了解到清**的辅弼统治，逐渐寻找改变现状的途径，这种现象称为一种风潮，比如后来出现的革命派及立宪派等等，当这些派系获得庶民阶层，尤其是得到地主缙绅阶级的同情和支持，那么满洲政权也就到末日了。

由此看来，在晚清派系的分合中，虽然慈禧太后运用权术，利用派系之间的矛盾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但是清王朝的灭亡也是源自于派系之间的分合斗争。本书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清**灭亡的原因，角度新颖，利用翁同龢等人的日记，从当事人自己的角度来看待当时的派系之间的分合，可以直观的了解当时派系重要人物的心理状态比较有说服力，同时以讲故事的形式描述历史事件使人更能接受，更易理解。

政治观后感(篇10)

经典自是经典。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是我所读过的最大众化的经济学专著。称之为大众化，是因为这本书是为大学生编写的教材，作者意图使读者通过本书学习能掌握经济学词汇，理解现实经济现象；称之为专著，是因为自高中以来，所接受的经济学教育简直对理解现在的经济生活一无所用。在此先回顾一下子高中以来所学的政治经济学，那是一本小册子，先从商品讲起，再就是交换，货币，再就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然后是资本，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再就是竞争和垄断，资本的全球化，通货膨胀，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共产主义经济的特点及优越性。这些概念，用于激发劳资矛盾，加深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鼓舞无产阶级埋葬资产阶级的热情，无疑是对的。

经济学不仅仅是学者坐在书斋里写写的学问，更重要的是要指导社会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接受检验以证明其真理性。正如物理学要学习欧姆定律，牛顿定律等一样，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也介绍了十条最基本的原理，并从这些原理出发，进行了演绎和发挥。

原理一，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人们面临权衡取舍。这一条还需要证明吗？谁都能理解。那么按需分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正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我们才会在生活中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曼昆说：“也许一个人一生中没有一种取舍比工作和闲暇之间的权衡取舍更明显和更重要。”。尤其对于个人来说，时间是最大的稀缺性资源。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要是把时间都用在怨天尤人上，你就放弃了学会改变境遇的奋斗和追求。更多的把时间用在投机取巧上，就缺少了踏实工作的时间。

人在生活中，会面临抉择，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而欲望却是无穷的。如何抉择，就得按照理性人的思维模式了。也必须在“公平”与“效率”间作出合理的选择，所以就有了我们经常见到的我国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效率”，当然会在必要的时候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缩小差距，但不管怎样，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势力是绝对超过中西部地区的。这种选择是非常科学的。

政治观后感(篇11)

全书共分为十章，在结构安排上没有采用前人的那种田野调查形式，平时社会人类学家所钟爱的实际的田野调查资料不过占了四十几页, 余下的都是二手的民族志材料和大量的历史资料，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第5章“克钦贡萨社会的结构性范畴”。

跟随布朗的人类学家认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从时间维度上来说总是处于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并且认为这样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说社会本来就不是处在稳定的平衡状态的话, 利奇认为有关先前的一般社会学的范畴应当进行调整。首先是有关社会结构的概念，利奇以为,社会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结构是一种模型,这种模型作为逻辑的建构仅仅是存在于他自己的头脑中的, 但作为真实的社会又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是一个时间个过程。

从这一过程所导致的变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那些与现在存在的正规秩序相一致的改变。第二类的改变则反映了正规结构的变迁，如：

由平等的民族组成的政治制度将被封建的等级制度所取代。其次是关于单元社会的概念，作者表示更愿意接受那德尔所认为的,“ 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完备的政治单元的基本观点，即自身完备的社会, 不论是由几个家族组成的小社会还是由几十个家族组成的大社会, 他们中间的裂变和融合, 在社会的结构上并非是保有一致的连续性的,这不仅仅是一种结构性延续进程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包含着结构上的变迁。此外，作者还对变化研究中的三个范畴进行了新的界定。

首先是关于“模式系统”，利奇认为社会人类学家想要描述一个社会系统时, 他所能描述的也仅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模型, 即是人类学家所构想的“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的假设。这样，模型系统的各个部分必须在平衡状态下形成一个整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也是一个连贯的整体。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实社会充满了矛盾，正是因为这些矛盾，我们才有机会了解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次是关于“仪式”,作者认为,所谓仪式是“用来表达结构系统当中,一个社会人的个体的地位, 在这个系统当中,他发现了自己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存在物。”它并非是是用来描述出现在神圣场合的社会行动,而是用来彰显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系统。

他反对涂尔干将神圣和世俗的社会行为一分为二。他认为，人类的活动大多介于两者之间，所以所谓技术与仪式，世俗与神圣的划分不是指类型的划分而是指同一活动的不同方面。他还认为能够对仪式这样的非语言的象征性活动给予一种近似的解释。至于神话，利奇认为它是仪式的补充，它们是相同的，相互包容。

认为神话是一种以词语的方式进行的陈述，并且与仪式的行动所作的陈述有着相同的内容。神话和仪式都是一种符号语言, 凭此符号语言, 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才能得以表达。最后一点是利奇提出的所谓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并非具有共同的边界的看法,认为文化并非等同与社会，文化只提供形式,即社会环境的“服装”。

所以存在有多样的特性,而且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条件下被形塑出来的。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通过克钦族社会的政治活动来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索社会发展的动力。利奇认为，克钦社会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制度模式。克钦邦人民面临着两种矛盾的生活方式，一种是类似于专制等级制度的禅宗制度；另一种是具有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特征的贡劳组织类型。但克钦邦社会的实际类型既不是贡劳制，也不是掸邦制，而是贡劳制与掸邦制之间的一种所谓的贡萨。

但在现实社会中，公社制度的政治结构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有时可能会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会使克钦人更倾向于采纳掸的模式, 当社会快要变成真的掸制时,便会有一些社区, 朝相反的贡劳制方向转变。只有在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基础上，才能真正了解克钦社会变革的实质，使克钦当地社区的政治制度在两种制度之间来回摇摆。利奇认为，只有在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克钦社会变革的本质。

他的这种观点被誉为“钟摆理论”。利奇因此得出结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将贡萨和贡罗系统视为独离的社会结构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两种类型总是相互关联的。从一定意义上说, 两种制度都是有缺陷的。

一个贡萨社区往往会引起反抗，从而导致贡劳秩序的一定阶段。但对于一个贡劳制的社区,除非它有足够的经济作后盾,否则通常缺乏一种手段来使其社区内的各个亲属分支保持一种平等的地位。结果,要么是通过亲属裂变而使社区土崩瓦解,要么就是由于亲属群体间的地位差异,而使平等的贡劳制度又恢复到不平等的贡萨制的模式当中去。

2作者认为克钦人在“贡萨”与“贡劳”两种极端的政治模型之间的交错变迁的动态过程，说明关于社会的概念性的均衡模型只是一种幻象，而在实际社会永远不可能处于均衡状态。笔者通过对克钦族不同宗族的生态经济环境和神话仪式的比较解读，来解释这种不平衡和动态背后的原因。

利奇的研究也非常重视语言范畴的研究，即通过对克钦族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在婚姻的语言范畴中，一个叫做姆尤达玛的制度也是维持克钦邦社会政治变革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姆尤指的是女方的亲属，达玛指的是男方的亲属。

克钦人是一个按照父系继嗣的群体，不论男女，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个或多个世系群的姓氏，但不会从母亲那里继承任何姓氏。这样的继嗣原则无疑会影响到克钦人的婚姻制度。所以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 一个男子最好选择他的姆尤亲戚中的女子，一个女子最好选择她的达玛亲戚中的男子。

一个孩子只有在父系继嗣群中拥有合法身份，才可以在这个世系群中争取一些自己该得的权力和地位。在村寨内部，相对长久的姆尤—达玛关系可以显示出各个亭国世系群之间形式上的政治地位关系，在这个形式体系下，达玛被认定为姆尤在政治上的从属群体，但是若按照克钦人的婚姻原则，任何一个名义上地位低下的群体都可以通过与其他村寨群体进行战略上的联姻。关于等级，在克钦社会阶层上可分为三等人,即山官、平民和奴隶，但这种区分有时并不明显,因为有一些中间阶层,比如幼子的那一支的亲属就叫作贵族,贵族的亲属不属于山官的直系亲属了,而只是山官的近亲。

但是，作为贵族的亲属，他们认为自己是山官的后代，总有一天会成为山官。此外，克钦邦人对财产、权力和各种神都有特定的名称和内涵。利奇将这些方面的内容按照社会结构的逻辑排列发现这样的结构与在实际中所观察到的事实十分吻合。

并由此找到了克钦社会结构变迁的真正动力,即发现了在克钦社会中,政治制度是从一种贡萨制向贡劳制或从贡劳制向贡萨制的转变,而这转变的动因是在于人们对社会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不同解释上。

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在描述上：在对掸人、克钦人及其分支进行介绍时较为混乱，让读者不能够清晰的分辨出对克钦人的定义（因为他采取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人”一种是“语言”）。而且文章中多有民族志材料不清晰的嫌疑，例如在分析帕朗的村寨的头人时所作的描述等。

其次，利奇认为社会人类学家想要描述一个社会系统时所能描述的仅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模型,即人类学家所构想的“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的一种假设。但是在研究中完全的排斥这样的操作手段实在太难。。

总之，本书以历史的和动态的视角反思了社会科学中的“社群”、 “文化”和“仪式”等核心概念，并展现出了克钦人的政治结构变迁以及与周边人群的互动。作者的观点既是对结构功能论的挑战，同时也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借鉴，在文化变迁理论和方法的探索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参考文献

1、2赵旭东：《动态平衡中的社会变迁———读评述》，载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

政治观后感(篇12)

政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政治，因为政治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前途与命运。而在讲述政治的过程中，更需要有信念，因为信念是前进的动力，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根本。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名为《讲政治有信念》，这本书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与信念的关系，让我受益匪浅。在书中，作者通过一系列案例和论证，说明政治的实质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有信念的讲政治则是要让政治更加清明正义，更加符合人民的期望。

读完这本书，我深刻地意识到政治不是一种局限于少数人的活动，而是每个人都应该关心和参与的领域。只有当每个人都有政治信念，都能够明辨是非，才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且在讲政治的过程中，要坚守信念，秉持理性和良知，不能动摇，不能妥协，更不能丧失自己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政治是一种充满挑战的领域，而有信念的讲政治更是需要勇气和担当。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政治意见往往多种多样，有时候会有分歧和冲突，但只有在坚守信念的前提下，才能够避免走偏和偏激，才能够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有信念的讲政治需要智慧和勇气。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往往会被各种各样的言论和观点所影响，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但只有在心怀信念的前提下，才能够远离偏激和极端，保持头脑的清醒和冷静。在我们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要用理性和温和的态度，而不是激情和偏激的言辞，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观点，而不是强加自己的意志和看法。

读完《讲政治有信念》这本书，我意识到政治是一种崇高的事业，而有信念的讲政治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政治信念，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要敢于追求真相和正义，才能够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中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真对待政治，有信念地讲政治，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加美好繁荣。

政治观后感(篇13)

二、条分缕析的研究结构

在研究结构上，本书运用纵向研究方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农村社会政治秩序的变迁。笔者将农村社会划分为四个时期，主要从国家、农村社会与农民个体的互动关系来阐述各个时期的政治特征。我将这四个时期的特点用以下图表表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农村社会的治理总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的。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满足国家利益，可以通过城市政治社会的渗透来控制农村社会。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制度变迁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民族主义的权威性是农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也就是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农村社会发展的自主权。

三、未完待续的“岳村政治”

于老师的研究和调查所处的时代背景恰恰是税改前期，此时农民身上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这些从其调查笔记中就能看出。从于老师的调查笔记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的税负相当重。而这之后经历了税改，国家在2001年开始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各种摊派以减轻农民负担，一直到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

新形势下，岳村和农村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哪些变化？

曾经税费的征缴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国家凭借行政权力联系乡村社会的主要方式，该时期对于农民义务的要求显然超越了对农民权利的肯定，并且由于税费负担过于沉重一度激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进入后后农业税时期，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反哺农村的政策，强国家—弱社会这一模式中的强国家有些变弱，也可以说面对严峻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及三农问题的困扰，国家有所“让步”。国家失去了税费这一与乡村社会联系的媒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有些松动，但是基层政权组织与国家的联系却更加密切，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组织经费供给**发生的变化，由过去的自我供给变为上级财政供给,因此对上级依赖性更强，乡村关系、县乡关系更加的微妙。

农民个体则进一步原子化。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读书报告

该书作者在深入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运用实证分析（是什么）和规范分析（应该是什么）的方法，以湖南衡山县三百多年及岳村一个世纪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等方面的变迁为对象，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他认为，这一变迁的显著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命题。

我重点读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衡山调查记事》，我的感觉是：窥一斑而见全豹。以下是我对本书后半部分的理解摘录：

在写之前，想先就我对在乡村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作一个说明：首先调查者必须做到客观公正，这是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带着感性的因素，这一点在《黄河边的中国》以及本书中都有所涉及，其间在面对向作者们申诉的农民和面对他们的那些基层工作人员时，作者不止一次的提到：我们只是来搞调查的。

笔者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说：要摒弃情感因素，努力实现客观公正！在作者的陈述中，农民的反应是失望，而**人们的反应是谨慎和怀疑！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说的是，基层社会两大主体对同一件事的反应并不难看出：一个农村调查学者要实现学术公正有多难！

我仔细阅读了调查和编年史，接触了自己掌握的实际生活，并深深赞同笔者的分析。他的理论思考和分析框架让我不知所措，这也是我非常缺乏的！对该文的总结如下：

农村社会是一个国家、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

在这篇调查中，我认为作者是紧紧围绕乡村社会关系主体的几对基本权利和关系展开的，比如：国家（****和地方**）与村委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及村党支部与农民的关系；等等。笔者通过翔实的调查资料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我看来，全文都能体现出一个观点：国家，基层政权和社会处在一个动态的博弈循环当中，也就是书中所提出的一个假设“是否可以认为，在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与基层政权及基层干部个人的利益冲突”。各个乡村社会的利益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博弈生存”。

作者认为：国家为确立权威的合法性，以求社会稳定，就必须考虑到农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国家在农村的各种制度形安排就是在各利益主体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确保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利益实现而设立的均衡机制。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干部由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倾斜，出于自己部门的利益考虑，只有向农民索要而不会有多少给予，直接导致了乡镇管理阶层的运作效率低而成本高，工作与农民的要求相脱离!

正如一位乡镇干部所言，钱从**来，人往**去？所以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乡镇干部脱离国家体制！

另外作为直接和农民接触的村委会和党支部，作者谈到一个让我们必须重视的现象就是由于农村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垄断政治资源，不注重在农村发展党员，从文章的数据可以看出，每年的党员发展数量明显下降，在很多农民眼里，党员是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存在，是他们“成为村庄权力主流层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途径”。然而，这种政治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在个人利益被分割和鼓吹到一定程度的农村社会，这种资源的垄断可能成为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目标。在阅读中，我深切感受到农村党员的建设是迫切的，否则，农村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将是相当垄断的！

对于广大的农民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自身的局限性，很难建立起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只能在体制外寻找表达的途径，于是地方权威（“好汉”“觉悟者”）产生，这一新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处于公利或是私利，正成为一种体制外的对抗性组织力量，如何加以运用，是我们的**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得好，他会成为一支民间与**谈判的机制，而这也是农民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也是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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